第214章 乘风破浪，名飞云上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“给汪直平反？”
　　
　　“汪直有什么反能平！？”
　　
　　主席的皇帝还未来得及说话，就已然是此起彼伏的质问声。
　　
　　朱翊钧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，伸手掏了掏耳朵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栗在庭——有人顶在前面，他就不急着表态了。
　　
　　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平的反。
　　
　　汪直其人，乃是嘉靖年间的海贼，“号众十万，拥贼船大小千余，霸万里海域，蔽然无忌。”
　　
　　当然，这是文人特有的夸张说法，但无论如何，有明以来的海贼之首，绝对非汪直莫属。
　　
　　其人有盗道而纳部众，聚海贼以据岛屿，颇尚信而设私市。
　　
　　最关键的是，汪直跟别的海贼不一样，一门心思做生意，非但不打家劫舍，还会主动配合官府，剿灭破坏营商环境的海贼——“比有卢七、沈九诱倭入寇，突犯钱塘，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等移檄汪直等拿贼投献，姑容互市，汪直胁倭即拿卢七等以献。”
　　
　　护航洋道，接纳夷商；安抚百姓，保驾海贸；配合官府，剿灭不法，以至于海寇信之，百姓爱之，虽夷主亦爱服之。
　　
　　嘉靖三十年前后。
　　
　　汪直背靠海道副使丁湛，广纳亡命，彻底把控了佛葡萄牙入朝海路，频繁与日本贸易往来，葡萄牙火绳枪便是以其为枢纽，由日本仿了去。
　　
　　汪直甚至在苏杭等地开设据点，经营互市——“番船出入，关无盘阻，而兴贩之徒，纷错于苏杭，公然无忌。”
　　
　　当然，汪直势力庞大到如此地步，浙江道副使这个级别就不够看了。
　　
　　肥羊嘛，定然是会被重拳出击的。
　　
　　嘉靖三十二年，俞大猷偷袭沥港，汪直大败，遂遁逃日本。
　　
　　山中无老虎，汪直一入日本，人生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峰，“据居萨摩洲之松浦津，僭号曰京，自称曰徽王，部署官属咸有名号，控制要害，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。”
　　
　　赫然是做起了海贼王。
　　
　　直到嘉靖三十六年，浙直总督胡宗宪许诺“开设互市”诏安汪直，后者一门心思想着做生意，这才主动回国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胡宗宪区区总督，压根没资格决定这种称王建制的反贼能否诏安。
　　
　　世宗皇帝年纪越大，越忌讳反贼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嘉靖三十八年，入狱一年多的汪直，在浙江被明正典刑。
　　
　　直到死前，汪直还在狱中陈情，表示一生从未为非作歹，生为互市，死为互市，希望朝廷宽恕宽恕，以“效犬马微劳驰驱，愿为朝廷平定海疆。”
　　
　　距今不过二十年的事情，还没到记忆模糊的时候，群臣对汪直的情况同样再清楚不过。
　　
　　也正因如此，方才还准备致仕的张瀚，此时情绪最为激烈：“汪直僭号曰宋，自称徽王，如此称王建制而受典刑，莫非还是冤了他不成？”
　　
　　汪直该不该杀，张瀚是最有发言权的——嘉靖三十七年廷议此事，作为兵部侍郎的张瀚，是真的发言过。
　　
　　栗在庭神情坦然，直面这位刑部尚书的不满。
　　
　　张瀚这般态度，属实意料之中。
　　
　　与王安石不同，那毕竟是前宋的是是非非，大家隔岸观火好歹能说句公道话。
　　
　　汪直就不一样了，张瀚在兵部的卷宗上，明确做过批示，言其“上有干乎国策，下遗毒于生灵”。
　　
　　要是给汪直平反，张尚书的脸面也不好看。
　　
　　而栗在庭面对这番质问，只肃然点头：“冤者，屈也，当初朝廷许汪直以不死，其受诱回国后，却遭枭示，岂非屈耶？”
　　
　　这话漏洞不小，立刻被礼部尚书汪宗伊抓了去：“栗部堂不要模糊其词，分明是胡宗宪用计，许以汪直不死，如何能说得像中枢许诺过一样。”
　　
　　这时，向来不议论政事的王世贞突然插话：“总督总督，总而督之，胡宗宪辖制南直隶、浙江、福建等处大小事，难道在海贼面前还代表不了朝廷？”
　　
　　场面赫然是一分为二了，朱翊钧不由啧啧称奇。
　　
　　汪宗伊这老学究对汪直这般遁逃国外，僭越称王之人，抱有朴素的厌恶，这反应不足为奇。
　　
　　而王世贞，奔走十数年为父伸冤，可对平反之事没什么忌讳。
　　
　　再者，王世贞著《倭志》，一早就锐评过此事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他没敢说朝廷不厚道，只把锅扔在了胡宗宪头上，恨其没给中枢说明情况——“宗宪具状闻上，然不敢悉其故。”
　　
　　并且隐晦表示，汪直冤死，使得“天下骚动，东南髓膏竭矣”。
　　
　　历史太近就是这样，不好评论，大家各有各的账目，各有各的立场，自然也说不上什么公道话。
　　
　　朱翊钧余光瞥见张瀚面含隐怒，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。
　　
　　见状，他连忙履行控场职责，轻咳一声：“国家大事，冤不冤的，不宜在此处讨论，栗卿不妨直言，汪直案与海运有何关系？”
　　
　　政事嘛，上价值的事往后稍稍，陈说利弊才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　　
　　张瀚的话被憋了回去，王世贞也默默住嘴。
　　
　　栗在庭顺势接过话茬：“回禀陛下，此事说来话长。”
　　
　　他顿了顿，斟酌言语长话短说：“臣奉命筹建福建市舶司，如今衙门、港口、航线、外藩、海商等诸多事，概已完备。”
　　
　　“沿袭祖宗成法，沿海去处，下海船只，由市舶司发放号票文引，许令出洋。”
　　
　　“循正德十二年旧例，命出海商船，及番国进贡并装货泊船，榷十之二。”
　　
　　明朝海禁二百年，品种和目的都大不相同，什么祖宗成法都能找到。
　　
　　明初太祖年间，海禁多是出于防倭。
　　
　　概是“禁民海捕鱼，以防倭也”、“凡番香、番货，皆不许贩鬻，其见有者，限以三月销尽”这种临时性的政策。
　　
　　在倭寇消退后，成文的明令只是禁止“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，将带违禁货物下海，前往番国买卖。”
　　
　　这里的违禁货物在大明律中有一个名录，只有“马牛、军需、铁货、铜钱、缎匹、绸绢、丝绵”各项。
　　
　　显然，还只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，至少三桅以下的船，以及违禁外的货物，是允许贸易往来的。
　　
　　基本态度就是，海贸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反正要防倭。
　　
　　到了永乐年间，便开始“发票”，也就是登记发放许可证，才会允许船只出海贸易。
　　
　　譬如福建，将朝贡与海商出海分开管理——“福建市舶专隶福州，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，而航海商贩，尽由漳、泉，止于道府告给引文为据。”
　　
　　而没有拿到票号的小商民，连远洋船都不能拥有，一律改为不能远洋的平头船。
　　
　　到这里，实质上就是在压制民营海商，主要目的也很清楚，为官营让步，搞垄断嘛。
　　
　　基本态度就是，我知道海运很好，所以只能我自己搞。
　　
　　正因如此，同时期的郑和就搞得如火如荼，官船更是频频出海。
　　
　　但郑和之后，海贸的风向，便急转直下。
　　
　　一说此事招引倭寇，侵犯边防，一说海贸亏本买卖，劳民伤财，甚至有说朝实物完税，海贸动荡税基的说法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宣宗皇帝以下，真就信了这些进言。
　　
　　连官营海贸也不再提及，只能眼巴巴等着外藩朝贡，堪合贸易。
　　
　　等到成化年间，宪宗再想搞海贸揽财的时候，立刻便是群议汹涌。
　　
　　兵部尚书刘大夏，干脆说出了郑和下西洋害死了上万人的说法——“三保下西洋，费钱粮数十万，军民死且万计，纵得夺宝而归，于国家何益？”
　　
　　此时的朝廷，基本态度已然变成了，海运很坏，谁都别搞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也正是这个时候，勋贵官吏们的走私，蒸蒸日上。
　　
　　广东总兵柳景，将麾下军需储备的硫磺、硝石，打包卖去了越南。
　　
　　南直隶魏国公府伙同浙江海道御史，挪用“余价官盐”，巴巴跑去跟弗朗机人兑换香料。
　　
　　这种中枢想干都说亏本，朝臣私下又趋之若鹜的情况，一直到武宗皇帝当国之时。
　　
　　正德三年，海贸事有了转机，一场声势浩大而绵延日久的“禁通之争”，自然而然地开始了。
　　
　　先是市舶司太监熊宣，一改“市舶司守株而待，无所事事者也”的模样，主动在不是朝贡的时间点，迎接藩船，并且奏请将藩船抽税后上岸。
　　
　　礼部当头一棒，呵斥其“妄揽事权，令回南京管事。”
　　
　　但所谓前赴后继，继任的太监毕真，再度上奏揽权，“旧例泛海诸船，俱市舶司专理，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，乞如旧便。”
　　
　　当然，这种出于内廷揽财的动机，立刻被科道回以“不许往来，私通贸易，番舶非当贡年，驱逐远去。”
　　
　　火一旦烧起来，就止不住了。
　　
　　此例一开，土官流官、中枢地方、东南沿海，先后下场，掐得是头破血流。
　　
　　任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，上奏允许船舶通航，并对往来船舶实施抽分之法；广东右参议陈伯献当即上疏弹劾上司吴廷举，言此举“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，私置兵器，纵横海上，为地方害。”
　　
　　对此，礼部认同了后者的做法，“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”；而广东巡抚林廷选等人，则是对礼部的命令置若罔闻“因循未止”。
　　
　　浙江大户，故太子少保何诏的次子御史何鳌，高举外藩威胁论，言外藩“前年驾大舶突进广平省下，铳炮之声，震动城廓”；而时任广东都御史的陈金，反唇相讥“海贸开源，以备军饷之用，可仿制铳炮。”
　　
　　这场争斗一直持续了十余年。
　　
　　从正德三年开始，两派撕咬不断，政策摇摆不定。
　　
　　直到正德十六年，武宗皇帝崩于豹房。
　　
　　皇帝驾崩的第二天，内阁首辅杨廷和，便下令驱逐在京外藩——“哈密及土鲁番、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，俱给赏，令还国。”
　　
　　广东地方也终于结束了摇摆，对弗朗机人实施搜捕，甚至引发了震动一时的广东屯门海战，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，宣告了正德海争的结束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雁过留痕，正德开海虽败，但好歹是留了些历史文件下来。
　　
　　也就是如今栗在庭口中的祖宗成法。
　　
　　“榷十之二！？”
　　
　　这税数，高得有些吓人。
　　
　　直让王国光豁然转过头，紧紧盯着栗在庭。
　　
　　申时行也露出惊讶的神情，栗在庭究竟在福建如何纵横捭阖，竟能从容榷十之二！？
　　
　　成法归成法，不可能拿来就能用，前宋还动辄海税年入百万两呢。
　　
　　今时不同往日。
　　
　　要知道，高拱主持的隆庆开海，阻力重重，只开了一个泉州月港，不仅将税收托付给地方留存，作为军饷，甚至年收税也不过“一万余两”，跟打发叫花子没什么区别。
　　
　　开了两年后，外藩来朝的船只有所增加，关税多收了些。
　　
　　福建地方立刻上奏，言及“饷骤溢至二万九千两，实涸泽而渔”，此后便一直停在了三万两这个数目。
　　
　　跟这对比起来，榷十之二，可真是好大一笔钱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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